创建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抵抗日本侵略者并寻求自身生存发展的利器。1938年，八路军四支队处处以民族大义为重，与顽固派斗争策略灵活，力量不断发展壮大，为山东军民抗战史画上了精彩的一笔。
一、四支队驻莱芜办事处的建立及活动
四支队办事处旧址
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之后，由于中共莱芜县委成员及绝大多数党员都带头参加了部队，致使莱芜的地方工作被削弱了。为此，1938年1月底，四支队派遣孙启明、亓象岑、毕指南、王其人、亓善青5人返回莱芜，领导开展地方工作。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组建四支队驻莱芜办事处，动员青年参军。孙启明等人回到莱芜后，趁赶集之机在方下镇鲁西村召开县委会，研究成立了八路军四支队驻莱芜办事处，并决定由孙启明任主任，亓象岑任副主任。办事处成立后，积极为四支队筹集粮款，输送人员枪支，成为四支队的坚强后盾。
四支队在莱芜等地方党组织的积极支持下，力量迅速壮大，发展到12个中队、1个独立营。经过整训后，部队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各中队成立了党支部，设立指导员，排一级成立党小组，班内设政治战士，从而加强了部队的政治工作，保证了党对军队的领导，部队战斗力迅速增强。为扩大部队影响，四支队先后进行了寺岭伏击战、四槐树伏击战、王庄抗击战等一系列战斗，均取得胜利。这几次战斗胜利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遍了泰沂山区，使我党我军声名大振，各地各阶层人民群众增强了全面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和决心，广大青壮年纷纷参加四支队，掀起了参军参战的热潮。
此时，远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对山东的抗战非常关注。1938年1月15日，中央便给山东省委发出一封重要的指示信，对山东敌后抗战的战略问题做了具体指示。中央要求山东省委将工作的中心放在鲁中区，并指出鲁中区的战略重点要放在沂蒙山区，明确了山东省委的战略任务。
由于通讯条件的限制，山东省委直到1938年2月中旬，才收到中央的指示信。这时，四支队已经转移到新泰西南部刘杜一带。根据中央的指示，省委于2月23日在刘杜召开扩大会议，分析全省的抗战形势，研究深入发动抗日游击战争及四支队发展方向问题。黎玉、洪涛、林浩、景晓村、孙陶林、程绪润、金明、夏辅仁、朱玉干等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由黎玉到延安向中央汇报山东情况，同时请求派干部加强山东的工作；由林浩代理省委书记和四支队政委职务；孙陶林任政治部主任。为了适应抗日战争迅速发展的新形势，会议决定兵分两路，广泛宣传发动群众、扩大力量，开辟新的抗日活动区域。北路（第一大队）由洪涛、林浩等率领，向莱芜、博四支队副司令员赵杰观察敌情山、淄川一带发展；南路（第二大队）由赵杰、程照轩等率领，向泗水、蒙阴、费县一带发展。省委机关亦分为两部分，随部队行动。
四支队副司令员赵杰观察敌情
在共产党全力领导人民抗战卫国之时，国民党顽固派却置民族大义于不顾，蓄意制造各种事端搞摩擦。济南失陷前后，国民党军统法西斯特务组织“复兴社”山东头目、顽固分子秦启荣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破坏统一战线。他大力网罗党羽，收编散匪游杂部队发展“复兴社”组织，以军委会游击别动总队第五纵队指挥名义，滥委梯队、支队“司令”，四处抢夺地盘、扩大势力。对地处鲁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莱芜，秦启荣更是垂涎三尺。早在我党积极准备发动抗日武装起义之时，秦启荣就派人于1937年9月到莱芜，以组织抗日游击队为名，破坏我党的敌后抗战工作。1938年2月，秦部又通过国民党特务、寨里高小校长巩裕斋在东关迎仙门小学召开由原各区区长等50多人参加的上层士绅名流会议，宣布成立顽莱芜县政府，委任谭远村为县长。随后又拼凑起溃散的原县区武装，成立了300多人的保安大队，由景肇岭任大队长。顽县政府成立后先驻五区鹏山泉高小，不久移驻莱芜城。进城后，谭远村即召开第二次全县上层士绅名流会议，并通知八路军四支队和四支队驻莱芜办事处派代表参加会议。四支队和办事处出于顾全大局和统战工作需要，派遣刘居英、朱玉干、孙启明为代表参加了会议。会上，中共代表提出：各区推举代表，召开全县代表会议，选举成立县参议会，并选举莱芜县长，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的县政府。谭远村则提出：莱芜县政府已成立起来，这次会议只选举成立县政建设委员会。由于大士绅、口镇区王墨卿和辛庄区李机卿带头积极支持谭远村的意图，不同意再开代表会议成立议会选举县长，其他士绅也随声附和。虽经我方代表据理力争，但终因寡不敌众，会议最后仅推举成立了一个县政建设委员会。顽县长谭远村秉承秦启荣的旨意，立即在全县推行政令，增收土地税，并到处绑票，催逼粮款，抵制共产党的敌后抗日活动。
1938年2月下旬，省委率四支队一大队北进至莱芜南部塔子、槲林前一带。当部队由新泰刘杜出发北上途经莲花山南麓天井峪村时，当地老百姓怨声载道，纷纷要求八路军除掉和进步所谓的抗日游击队。原来和进步在新泰被秦启荣委任为第二十二梯队司令，他搜罗当地的土匪、兵痞、流氓、散兵游勇，并蒙骗部分热血青年，组成一支所谓的抗日游击队，到处勒索枪支、粮款，害得附近村庄鸡犬不宁、民不聊生。四支队指战员闻听后无不义愤填膺，决心为民除害。经周密策划，一举击溃了和进步部，并将其一部收编为第六中队，武中奇任中队长，李平任指导员。
继而，为顾全统一战线的大局，八路军在对和进步教育后将其释放。和进步返回莱芜城向谭远村通报了情况。谭远村一面派人去邹县向秦启荣汇报，一面诬蔑八路军破坏抗战，企图阻挠四支队进驻莱芜。但四支队不为敌所动，趁日军撤离莱芜城之机，于3月中旬进驻莱芜城，组建了抗日群众团体，并将反动维持会长王宜林捕押至八里沟枪决。之后，四支队一大队除留部分人员参与八路军驻莱芜办事处的工作，在城里筹集给养、建立政权外，部队主力撤至附近农村活动。谭远村见有机可乘，便率部突袭莱芜城，解散抗日团体，并扣押四支队留城工作的马馥塘等人。四支队以抗战大局为重，据理力争，谋求谈判解决，谭远村却视八路军为软弱可欺，置之不理。为避免与秦部直接摩擦，四支队第一大队在林浩、洪涛率领下暂时撤到莱芜东北部苗山一带。就在八路军向苗山撤退时，谭远村依然纠缠不放，率领县大队及部分区长、区中队尾随四支队，伺机寻衅滋事。四支队撤退后，驻莱芜办事处通过各种渠道联络到拥护共产党抗日主张的苗山区大士绅王精一及县著名士绅宁子彬，二人前往谭远村处疏通后，谈妥双方各派代表在王家庄谈判。四支队对此极为重视，立刻指派李伯秋、孙启明、亓象岑为代表，按时到达谈判地点王家庄。但谭远村却出尔反尔、毫无信义，没有派代表前往，结果谈判无果而终。不仅如此，谭远村还变本加厉进一步加剧与共产党的摩擦，处处打压共产党。
1938年4月上旬，四支队第一大队主动撤出莱芜县境，经博山进至淄川县马棚、磁窑坞一带，与廖容标、姚仲明率领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不久改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支队）一部会师。同时，张岗、汪洋、谢辉、崔介等率领的临沂兰陵和莒县十字路（今属莒南县）抗日武装300余人，及徐化鲁、张敬焘率领的博山抗日武装大部，都编入第四支队。4月下旬，省委在磁窑坞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由林浩主持，洪涛、廖容标、姚仲明、淄博矿区工委书记张天民等参加了会议。会议研究了如何进一步开展对敌斗争、开辟根据地等问题，决定将第四支队改编为山东人民抗日联军独立第一师，并成立由洪涛任指挥、林浩任政治委员、廖容标任副指挥的南下临时指挥部，率部队南下莱芜反击顽军秦启荣部，建立以莱芜为中心的泰山区抗日根据地。同时，他们写信通知南路部队北上，会师莱芜。
南路第二大队在蒙山接到省委的信后，立即挥师北上，于4月下旬先于北路第一大队到达莱芜城南塔子、坡草洼村一带。我党先礼后兵，再次派人与谭远村谈判，而谭依然坚持要我军撤出莱芜县境的反动立场。当地百姓更是对谭的横征暴敛表示强烈愤慨，纷纷要求我军除掉这帮乌合之众、害群之马。4月28日清晨，赵杰亲率冯振武的二中队和程鹏的八中队共200余人，在亓象岑的带领下向莱芜城行进。当部队进至西门时，岗哨举枪高声喊道：“干什么的？站住。”亓象岑上前几步镇定地答道：“是自己人，不要打枪，我们是谭县长调来守城的。”岗哨见来人枪在匣中，也未怀疑。亓象岑从容地走到西门岗哨的跟前，看到西门半掩着，留着一个人能出入的缝，便说：“前天谭县长、景队长召集刘绥云、王鼎三等各区长开了会议，决定从西北山区调我们来守城，部队就在后边，赶快把门打开。”门刚打开，四支队的一个班便进门下了岗哨的枪。部队又快速地沿着大街东进，进入半掩着的东门后，战士们举枪对着毫无防备的敌人说：“我们是八路军，快把枪和子弹袋放在地下”……至此，四支队没费一枪一弹便智取莱芜城，活捉顽固派县长谭远村等300余人，收缴其轻机枪一挺、迫击炮一门、步枪300余支，并救出被扣押的马馥塘等人。
四支队东关官寺广场会师庆祝大会
1938年4月29日，洪涛率领的四支队北路部队与廖容标、姚仲明所率领的山东抗日救国军第五军一部开抵莱芜城，南、北两路部队胜利会师。次日，部队在莱芜城东关官寺广场召开盛大庆祝会，将四支队番号改为山东人民抗日联军独立第一师，洪涛任师长，林浩任政治委员，赵杰任副师长，孙陶林任政治部主任，所属部队共4000余人，编为3个团及1个教导队、1个独立营。北路一、三、六、十等中队编为第一团，团长程绪润，政委景晓村（后改为罗文华），政治处主任杨纯（女），下辖5个连；南路二、五、七、八、九、十一、十二等中队编为第二团，赵杰兼团长，程照轩任政委，程鹏任副团长，刘其人任政治处主任，下辖6个连；汪洋等所率部队编为第三团，下辖4个连，汪洋任团长，张岗任政委，崔介任参谋长；另设教导队（后编入一团），徐化鲁任大队长（不久改任一团团长）。廖容标、姚仲明率部于会师后仍回胶济路北活动。
廖容标
秦启荣得知我军袭占莱芜城后恼羞成怒，亲率一主力营由邹县、滕县直扑莱芜，在泰安鲍峄山等部配合下，经新泰雁翎关抵达莱芜南部野店一带，并扣押我四支队十二中队老战士刘子升等14人。四支队顾全大局，主动由莱芜城撤至寨里一带，再次多方谋求谈判解决。四支队先后动员社会知名人士范明枢、亓养斋、田佩之等人前往疏通，并派四支队驻莱芜办事处吴卓先、亓善青两位同志到莱芜城与秦部谈判。林浩要求我方代表在谈判中讲明党的抗日主张，坚持团结抗战，并指出我方的谈判条件是：为避免摩擦双方都不得进莱芜城；无条件释放相互扣留的人员，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吴卓先、亓善青到西关后，对方代表为秦启荣的参谋长孙钧野和莱芜县公安局长董贡如。另外，还有地方中间人士共10余人参加了谈判。开始，我代表申述了关于我方提议的谈判内容，当提到避免冲突、秦部必须撤出莱芜城时，对方不但不接受我方的合理建议，反而硬要将我部队逐出莱芜。我方驳斥说：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国难当头，更应团结对敌。在莱芜土生土长的部队，为什么不能在莱芜抗战杀敌？秦方代表被质问得张口结舌，无言对答。在谈到相互释放扣留人员时，秦方代表推脱责任，但终未抵赖过去。最后勉强达成协议：下次在两军中间地带兰沟崖村，继续商谈关于秦部撤出莱芜城和双方释放扣留人员等问题。
几天后，我方派赵笃生、陆干两位同志为代表，押解谭远村到兰沟崖村谈判。秦方仍派孙钧野、董贡如为代表前往。为表示团结抗战的诚意，我方首先释放了谭远村。而秦方见我更换了代表，便翻脸不予承认前次达成的协议。他们将刘子升转移后拒不释放。在谈及秦部应撤出莱芜城时，他们依然顽固不化，坚持要我军退出莱芜县境，谈判遂告破裂。
两天以后，省委率四支队由寨里南下进驻鲁西镇。为了做到仁至义尽，最大限度地争取秦部团结抗日，我军派赵笃生在莱芜县委协助下，动员范铭枢、亓养斋两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前往莱芜城疏通关系。范、亓二老苦口劝说，秦启荣却毫无悔改之意。
不久，我党又通过中间人士与秦部联系，商定在两军中间地带十里铺村再次举行谈判，秦部代表仍为孙钧野、董贡如。在谈判中，我方代表坚持要求秦部无条件释放刘子升等人，并再次提出建立抗日民主政府、实行民主政治、召开全县各界代表会议、民主选举县长等主张。秦部不仅不响应我方的合理要求和意见，反而一再提出四支队必须撤出莱芜。我方代表反复讲明道理予以驳斥，但终因对方蛮横无理而使谈判不欢而散。
在这段时间里，秦部一面应付谈判，一面调集泰安的鲍峄山梯队和博山的翟超梯队到莱芜，准备对我军大打出手，将我军赶出莱芜。
谈判彻底破裂以后，省委、四支队司令部和一团由鲁西镇向东进驻沈家岭，二团驻牛泉，三团驻毛埠，时刻做好了反摩擦斗争的准备。5月上旬的一天，省委和四支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决定攻打莱芜城。一团由沈家岭直插莱芜城，二团从牛泉向东进攻，三团作为预备队。一团很快拿下了莱芜城附近的鹿鸣山，就在准备向东面的矿山发起攻击之时，不料有人跑到我军司令部，谎称秦部从北面包抄了过来。我军担心遭到敌人的包围，司令部马上命令攻城部队撤了下来。
部队撤到时方下时，占据围墙，集中火力阻击尾随之敌。这时天已经黑了，秦部未敢靠近村子。为保存抗日力量，四支队决定避其锋芒，再次主动退驻鲁西镇，司令部及一、三团逐次转移至水北、泰安赵家石汶、黄前等地。
1938年6月8日，中央致电山东省委，指示山东：我党领导的基干部队可恢复和使用八路军部队番号。省委遂撤销山东人民抗日联军独立第一师番号，恢复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番号。由于在此前不久，徂徕山起义主要领导者、四支队创始人之一、年仅26岁的洪涛不幸病逝，故省委调三支队司令员廖容标任四支队司令员。为支援我党领导的鲁南人民抗日义勇总队，郭洪涛、赵杰率省委机关及四支队主力二、三团，由新泰南鲍出发南下滕县。
至此，省委领导机关和四支队主力部队相继撤离了莱芜。四支队在莱芜期间，处处以民族大义为重，对敌顽斗争策略灵活，在打击敌顽的同时，使自己的力量得到了不断壮大，为山东军民抗战史画上了精彩的一笔。
二、莱芜县抗日民主政府的成立及活动
1938年1月1日，山东省委领导徂徕山起义，成立四支队之后，为协调部队与地方的关系，建立稳固的后方基地，四支队派员在莱芜境内组建了驻莱芜办事处。1938年4月8日，四支队授命中共莱芜县委及驻莱芜办事处，召集全县各界抗日人士300余人举行会议，选举产生了莱芜县行政委员会，由7人组成。此为莱芜抗日民主政权的开端。
1938年7月，在与顽固派秦启荣的斗争中，为联合国民党六十九军石友三部共同抗顽，我党支持由民主人士梁竹航任县长组成了莱芜抗日政府。梁竹航政府坚持抗战、进步，拥护并执行中共提出的统战政策，广泛发动民众，实行政治民主，积极支持我党的抗战活动，全县抗战局面明显好转。但1938年12月，日军再次侵占莱芜城后，梁竹航被迫撤离，县政府随之垮台。梁竹航县政府虽然存在时间不长，但却为日后抗日民主县政府的成立和运行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日军第二次占领莱芜城后，全县的抗战形势发生很大变化，统一战线的大好局面被完全破坏了。石友三部奉命向河北省撤退。顽固派秦启荣盘踞在莱芜东部双龙峪、铁车一带，委任顽县长，继续进行骚扰人民的勾当。一些地方上层人士随着时局的变化也销声匿迹了。“恐日病”“亡国论”一时又甚嚣尘上。为开辟一条抗日救国的出路，我党我军及时由平原转入山区，广泛发动群众，勇敢地挑起了领导全县人民抗日救国的重担。这一时期县委提出的奋斗目标是：整顿和发展抗日力量，广泛开展社会中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坚决打击顽固派，成立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县委首先加强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十这8个区委的组织建设，同时建立了八、九区联合区委。不久，八、九两区分别建立区委。1939年3月，县委遵照山东分局的指示成立军事部，以加强地方武装的组织发动和领导工作。1939年5月又成立妇女部，加强对妇女工作的领导。各区委在县委的正确领导下，继续广泛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深入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争取了一批地方上层人士，特别是重点抓了区、乡政权的建设工作。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于1939年4月间成立了3个区政府、15个乡政府，5月间成立了5个区政府、17个乡政府，6~7月间成立了2个区政府、14个乡政府。此外，县委还广泛动员青壮年参军参战，发动和组织地方武装，成立抗日群众团体等。
以上工作开展得既轰轰烈烈，又踏踏实实，成效非常显著。我党以无可争辩的事实，充分证明了自己是真正的抗日中坚，政治影响的空前扩大，为党的大发展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为抗日民主政府的成立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随着抗日救亡工作的深入开展，党组织、抗日群众团体蓬勃发展起来，青壮年自愿参军参战者大幅度增多，党政部门日渐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急需建立一个统一的民主政权，以协调党、政、军各部的工作，并保障其后勤供给，进一步强化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同时，建立这样一个统一的民主政权的各方条件也已成熟了。
朱家庄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地旧址 城子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庆祝大会旧址
1939年8月8日，莱芜县委在四支队的大力支持下，遵照山东省委关于“必须迅速建立抗日政权”的指示，在羊里镇朱家庄召开了由170多人参加的全县各界代表大会，成立了莱芜县抗日民主政府，谭克平被推举为莱芜县县长。同月20日，莱芜县抗日民主政府又在羊里镇城子县村举行了成立庆祝大会。四支队主要领导，莱芜县委、县政府成员，各区委书记、区长，有声望的民主人士和会议所在地的乡、村干部共1000余人参加了大会。谭克平在会上宣誓就任莱芜抗日民主县政府县长。四支队司令员廖容标、莱芜县委书记刘子正及各界代表先后在会上发了言。大会号召全县人民联合起来，实行全民抗战。汶博乡向大会敬献了“民主曙光”的条幅。莱芜县抗日民主政府的成立，对全县的抗日斗争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全县的各项工作在民主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得到了更加有序的全面推进，莱芜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
大王庄镇独路村廖容标指挥所旧址
由于抗日民主政权是民主选举产生的，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因而这个政权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和各阶层人士的拥护。莱芜的抗日民主政权，是统一战线的政权，是代表各阶层人民利益的政权。它对进行抗日的各阶层人士实行民主，对日寇、汉奸实行专政。在莱芜党组织的领导下，抗日民主政府在“一切为了抗战，一切服从抗战”的总口号下，主要开展了如下工作：
加强政权建设。民主政府吸收一定数量的共产党员，担任政府各部门的主要领导职务，并在政府内部成立了党的组织，教育党员和非党政府成员正确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民主政府高度重视干部的深造、提高工作，派大批干部到临沂岸堤干部学校、鲁中区党校、抗大分校、泰山地委干训班学习，并举办乡以下干部训练班，大大提高了各级政府干部的工作能力。民主政府还通过召开会议等形式，为民解难，并成立各种相应组织，健全机构，巩固基础。1940年1月，民主政府召开党、政、军、民各界代表会议，鲁南总动委会代表徐启周、七县联办主任赵笃生、八路军四支队副司令员赵杰、八路军山东纵队后方司令部林浩等30余人到会。会议研究了急需解决的、群众关心的各种问题，树立了高效、务实的政府形象。1940年3月16日，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县政促进会，我党代表孙启明和开明人士亓聘如、亓林甫等当选。4天后即3月20日，民主政府又成立莱芜县经济建设委员会，由县抗日民主政府干部、士绅名流等20余名委员组成。其任务是协助政府制定经济发展规划，组织生产，管理财政金融，发展合作社等。8月8日，民主政府在水北区温家庄召开全县各界代表会议，选举成立参议会，孙启明任参议长，张川、刘子正任副参议长，谭克平再次当选县长，亓聘如、亓振华、毕月覃、陈勉甫、乔新甫等任参议会驻会常务议员。同时，选举产生了县行政委员会，设有秘书处、民政科、财政科、经济建设科、文教科、公安局等，全县10个区、85个乡也相继建立起参议会和民意机关，代表民众监督政府工作。县参议会可制定地方性的单行法规，在提交参议员大会通过后颁布执行。根据党中央指示，各级政权和参议会中，实行“三三制”（即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占三分之一，非党进步人士占三分之一），各级参议会的建立，扩大了群众基础，使民主政权更深入民心。8月18日，民主政府又组织成立莱芜县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各救会），吕子仪任主任，下设工、农、青、妇、儿、教、文等会。各级各救会的建立，对于组织发动群众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采取以上举措，强化和完善了建立不久的民主政府的机构和政权建设，增强了政府领导全县各项工作的能力，抗日民主政权日臻巩固。
2020年4月，廖容标之子廖红军来独路村参观廖容标指挥所并捐献部分珍贵革命文物
加强对地方武装的领导，动参支前。民主政府成立之后，贯彻党的有关规定，由县委、区委书记分别兼任县大队政委和区指导员，由县长和区长分别兼任县大队长和区中队长。这样做不仅加强了对地方武装的领导，同时部队也掩护了地方干部开展工作。为不断扩充部队，民主政府对动员参军高度重视，除零星的动参外，大规模的动参平均每年开展一到两次。在莱芜1000多个村子中，做到了“无村不参军，无户不参战”。在整个抗日战争中，莱芜有1.5万多人参加了抗战大军，占全县总人口的3%，常庄、文字现、古德范、茶业口、腰关一带参军者占总人口的13%以上。充足的兵员被源源不断地输入了部队，保证了部队的不断发展、壮大。
统筹给养，保证部队供应。在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以前，都是部队驻哪村吃哪村，群众负担极不合理。民主政府成立后，考虑到这样不但不合理，而且长此以往群众也难以承受。于是政府对供给制度进行调整，成立县筹给处，制定给养调拨制度，实行统一的抗日救国公粮征收办法和征收减免条款。在县参议员大会上，政府又通过累进税法，负担的原则是地多者多征、地少者少征，农民最高负担不得超过收入的37%，办法是按三等九级累进计算，人均占有土地一亩以下者不负担，一亩以上者按土地多少和征收率累进征收，这一税法的实行大大减轻了基本群众的负担。同时，在党政军内开展了节约运动和反对浪费粮食的思想教育，要求党、政、军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以身作则，提出了“浪费粮食不是好党员，不是好干部，不是好军人”的口号。由于采取了开源节流双项措施，有力地保证了军队和地方党政机关的供给。
统一财政收支，建立财政预决算制度。在民主政府成立以前，社会秩序混乱，我党的部队不得不通过直接募集捐款来解决开支问题。莱芜的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停止了部队自行募集办法，明令废除了旧政府规定的21种苛捐杂税，统一减轻了田赋征收，建立了正常的征收和开支秩序。规定一切税收、田赋等款项统一纳入政府金库，一切支出必须事先编制预算，经有关部门审批后实施。1939年冬，抗日民主政府发行了农民合作社纸币45万元，票面分一、二、三、五角不等，受到莱芜人民的热烈欢迎。纸币的发行活跃了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法币和伪钞的泛滥，这对调剂市场、稳定金融起了积极作用。
领导群众进行生产建设。从1940年春开始，在“生产为了抗战、抗战为了生产”的口号鼓舞下，民主政府领导全县各界开展了群众性的生产运动：没有种子，政府想方法解决；没有口粮，政府拨粮救济；没有耕牛、农具，政府提供贷款支持；动员部队指战员、机关干部直接参加春种、夏锄、夏种、秋收、秋种等各项生产；在边沿地区，一方面发动群众抢耕、抢种、抢收，保证生产的各个环节顺利进行，一方面指挥部队开展游击战，进行反抢粮斗争；发动群众植树造林，扩大耕地面积，鼓励养鸡、养家禽，并组织副业生产。在民主政府的直接领导下，莱芜县的生产运动进行得卓有成效，受到了泰山区专员公署的表扬。
开展国民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日寇进占莱芜后，社会秩序混乱，全县所有中小学校几乎全部停课，结果大批适龄儿童失学，得不到求学机会。莱芜抗日民主政权成立后，广大学子及其家长都强烈要求开学复课，政府顺应民意，在政令所及之地均恢复和发展了小学教育，并在部分村镇成立了抗日完全小学。如雪野、大王庄、温家庄等都设有完小，吸收适龄儿童入学。学生在学校中除读书识字外，还接受爱国主义教育。民主政府通过墙报、标语、传单以及群众喜闻乐见的各种形式进行爱国主义宣传，特别是每逢节日和纪念日，都在重要集镇上召开群众大会进行宣传。如1939年七七事变两周年纪念日，在寨里镇召开了万人大会，极大激发了群众的抗战热情。
开展拥军优属工作。为巩固部队力量，莱芜抗日民主政府领导全县人民进行了形式多样的拥军优属工作。除经常写信慰问部队、慰劳部队指战员、举行军民联欢外，每逢春节和中秋节都有计划地发动群众募捐慰问，筹集毛巾、鞋子等日用品及瓜果梨枣等土特产，并宰杀猪羊送往部队驻地劳军。每逢部队打了胜仗返回时，都组织群众敲锣打鼓，箪食壶浆夹道欢迎。民主政府采取的一系列举措密切了军民关系，鼓舞了部队士气。同时，持之以恒地开展优待烈军工属的工作。除对个别困难户经常救济外，还在春、冬两季集中进行有计划、有组织地大规模救济，每次每户少则几十斤、多则几百斤粮食，基本上保证了他们的温饱。为确保救济粮数量充足，特列入救国公粮内附加征收。对无劳动能力的烈军工属，实行帮耕、代耕、包耕制度。对退伍的残废军人，给予优厚的照顾和待遇。此外，民主政府还注意提高烈军工属的政治地位，如年节请烈军工属吃饭，吃饭坐上首席，春节拜年，插光荣花，送光荣匾、光荣灯，并选举烈军工属和荣誉军人为各种代表，参加各种代表会议。所有这些，对稳定军心、巩固和扩大部队力量均起到了积极作用。
抓捕汉奸
厉行除奸政策，镇压敌特汉奸。对汉奸敌特，民主政府实行专政，采取严厉措施予以坚决打击。在全县建立和健全各级除奸组织，县设警察局（后改为公安局），区设公安特派员，乡设盘查站，广泛开展群众性的除奸运动。敌特汉奸在我强大的声讨压力下，终日惶惶不安，纷纷落网。少数漏网之徒也深藏不出，各种反动活动大为收敛。
莱芜县抗日民主政府是泰山区抗日根据地第一个抗日民主县政权，也是山东省境内最早建立的抗日民主县政权之一。它的成立，标志着莱芜人民的抗日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它对之后不久成立的泰（安）莱（芜）历（城）章（丘）四县联合办事处及泰（安）莱（芜）历（城）章（丘）淄（川）博（山）新（泰）七县联合办事处均在财力、物力、人力上给予了大力支持，巩固和发展了泰山区的抗战基础，在建设泰山区抗日根据地斗争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为山东五大战略区之一的鲁中战略区的形成做出了积极贡献。
三、泰山地委在莱芜建立
七七事变后，中共山东省委积极部署，在全省各地广泛组织抗日武装，准备发动武装起义。1937年10月，山东省委在济南召开会议，将全省划为东、西、南、北、中5个战略区，号召各区分别举行武装起义。泰安、莱芜、新泰、泗水等县被划为鲁中区，其中心为泰安、莱芜两县。
1938年1月1日，省委在发动徂徕山起义之时，即把泰山区（主要是泰安、莱芜两县）视为一个重要的区域。这是因为泰安、莱芜一带建党较早，群众基础好，工作较容易开展。同时也因为泰莱两县地处山东腹地，易于和全省各地的抗日力量进行联系。特别是莱芜又位于泰山区的中心部位，从战略上讲更是不可忽视的地方。莱芜大部分地区属于山区和丘陵，易于开展游击战争。境内有博莱、章莱、泰莱、莱新四条公路干线，铁路方面北接胶济路、西连津浦路，交通尚属方便。其北、西、南三面分别有大舟山、香山、泰山、徂徕山、莲花山等群山环绕，东面直接沂蒙山区，在战略上有广阔的回旋余地，是兵家必争之地。此外，莱芜经济基础比较好。它不但有大面积的山区、丘陵，而且有辽阔的泰莱平原，是旱涝保收的粮食丰产区，这对战争年代筹集粮款、保障后勤是非常有利的。正是这些有利条件，促成了莱芜日后成为泰山区抗日根据地的中心。
1938年1月15日，也就是徂徕山起义半个月时间，中共中央给山东省委发出一封重要的指示信，对山东敌后抗战的战略问题做了具体指示。中央首先要求山东省委工作的中心应当放在鲁中区，又进一步指出鲁中区的战略重点要放在沂蒙山区，“开始要依靠泰安、莱芜、新泰、邹县的工作基础，努力向东发展”。中央的指示给山东省委提出了向沂蒙山区发展的战略任务。在中央的指示信中特意提及“莱芜”，可见莱芜重要性非同一般，这是对莱芜各项工作的肯定。
1938年2月，四支队接到指示后，经研究决定兵分南、北两路，分别开展工作。二大队南下沂蒙山一带开展活动，一大队北上莱芜、淄川等地，与三支队会合后共同开展工作。四支队兵分两路，即是省委全面贯彻中央指示精神的具体部署。南路军的任务是查看沂蒙山区地形，开展地方工作，发展壮大部队，为下一步开辟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做一些考察性的工作。北路军的任务是宣传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继续扩大抗日武装力量，创建泰山区抗日根据地。这次分兵活动，既南下又北上，而且以北路军为重点，表面看来似乎与中央创建沂蒙山抗日根据地的指示是矛盾的，其实是统一的。这样做，恰到好处地把战略发展方向与现实工作重点有机结合在了一起。只有这样，起义部队才能得到巩固与发展，才能更好地实现将来的战略目标。从这一点上看，泰山区抗日根据地，特别是莱芜的工作，对开创以沂蒙山为主体的鲁中抗日根据地，具有重要意义。所以省委把建立以莱芜为中心的泰山区抗日根据地，作为实现中央指示的第一步。
四支队兵分两路后，为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决定南、北两路会师莱芜打击顽固派，建立以莱芜为中心的泰山区抗日根据地。后因形势变化，在对国民党顽固派秦启荣实施打击后，省委和四支队相继撤离了莱芜。这一时期，莱芜的对敌斗争一度成为省委的工作重点和中心。
创建鲁中抗日根据地指示信
1938年5月21日，山东省委在南上庄召开会议，中央派遣干部郭洪涛传达了毛泽东主席关于建立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做了《为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而奋斗》的报告。会议还讨论制订了《发展和坚持山东游击战争的战略计划》。6月底，将此计划上报中央。7月初，毛泽东、刘少奇回电做了“战略计划尚妥，照此做去”的指示。从此，山东各地投入到了开辟创建根据地的斗争中。泰安、莱芜、新泰等县党组织利用敌后空虚、局势相对稳定、各界民众抗战情绪高涨的有利时机，采取积极措施，根据地创建取得初步成效，各县以至区、乡、村相继建立起民众抗日总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泰安县动委会于1938年5月在范镇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增选了一批各界知名爱国人士为委员，8月又在长山前村成立了泰安县东部人民抗敌武装联防办事处，由范明枢、李云斋分别任正、副主任。1938年7月，莱芜县动委会成立，张川任主任（后为刘子正）。1938年8月，新泰县动委会成立，林笃泉、颜和庵任正、副主任。各地动委会建立后，工作十分活跃，在乡村组织抗敌自卫团（队），建立负责防奸反特、传递情报的盘查站，承担为部队筹措给养、经费、服装和收集民间散存枪支弹药的任务，并推动发展妇女和青年等群众救亡团体，实际行使了政权的职能。1938年8月，莱芜党组织还在梁竹航县政府的支持下，并商得六十九军政治部同意，以该部名义在莱芜举办民运、青年和小学教员训练班，培训了数百名基层骨干。同时，党组织在训练中发展大批党员，从而大大增强了我党在莱芜农村的工作基础。在这些工作中，党员徐干晨、苏克强、亓象岑和党外人士孙启明等均发挥了重大作用。在此期间，党的基层组织也普遍得到恢复和发展。至1938年底，泰安、莱芜、新泰各县均建立健全了党的区委，建立了一批乡村支部。莱芜发展党员近千名，新泰发展300余名，泰安（铁路以东）发展200余名。总之，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在泰山地区的中心地带，在党的建设、统一战线、组织和武装群众、改造旧政权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成绩，使泰山区抗日根据地初具规模。
吴瑞林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莱芜县委积极开展工作，短时间内便在全县建立10个区政府、46个乡政府，并成立一系列抗日群团组织。基于莱芜的抗战工作成效显著，1939年1月根据中共山东分局决定，中共泰山区特别委员会在莱芜南部圣井村成立，夏辅仁任书记，刘莱夫任组织部长，董琰任宣传部长，吴瑞林任军事部长（2月到职），周蓝田兼任统战部部长，彭子芳任青年工作部长，刘军任妇女工作部长，许光明任职工工作部长，刘舜卿任秘书主任。特委直属分局领导，负责泰安（书记张烈）、莱芜（书记刘子正）、新泰（代书记刘子军，3月高启云接任）、曲泗宁（书记江虹）及章丘、历城等县委的工作。特委的建立，标志着泰山区地方党组织有了统一的领导机构，泰山区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
1939年3月，为建立以莲花山为依托的抗日根据地，加强对莱芜南部工作的领导，泰山区特委将莱芜、新泰两县的边沿地区划为一个县，称为泰山区特委直属县。直属县所辖范围：原莱芜县的一区、三区、四区、五区、十区的一部分；原新泰县的二区、三区、四区。直属县委由陈明达（原名亓宗禹）任书记，苏克强（原名亓宗文）任组织部长，董林汉任宣传部长，随后又成立了南部行署，作为直属县委对外办公的机构，由亓象岑任行署主任。直属县委在所辖区内，针对不同情况，采取相应措施，积极开展活动，为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巩固做了大量工作。在此基础上，直属县委又在顽占区进行了改造旧政权的工作，发动社会各阶层的力量，改选了乡镇长，把顽固派占领的三个半区争取过来，扩大了抗日根据地的范围、地盘。这一时期，莲花山党政军各个方面都有了较大发展。直属县委的建立，加快了莲花山区抗日根据地的形成，使泰山区党组织和部队有了稳固的后方基础，同时取得了创建根据地的经验，推动了全区创建根据地斗争的开展。
1939年9月，为便于领导全区工作，特委机关转移至莱芜东部常庄一带。月初，特委在崮山前村召开扩大会议，正式宣布分局关于将泰山区特委改为泰山地委的决定。泰山地委归第一区党委（习惯上称大鲁南区，1939年7月建立，林浩任书记）领导，称一地委，负责泰安（东部）、莱芜、历城（南部）、章丘（南部）、淄川、博山、新泰等地党的工作。地委增设社会部（部长由刘莱夫兼任，副部长吕剑光）、民运部（部长王涛）、职工部（部长苏成海，副部长许光明）。会议选举夏辅仁为党的七大代表（夏辅仁离职动身赴延安后由刘莱夫代理地委书记），并选举产生出席第一区党代会代表。会议决定将新泰县大队两个连与直属县大队5个连合为新莱大队，韩顾三任大队长。不久，泰山地委做出了撤销直属县委的决定。撤销直属县委的决定还没有来得及实施，日军就出动一个旅团的兵力对莲花山区进行“扫荡”。经顽强、机智地斗争，我抗战军民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直属县委撤销以后，敌伪势力不断深入，使这一带的形势不断恶化，泰山地委不得不又成立了莱南工委和莱南办事处，重新加强了对莲花山区抗日斗争的领导，李元贞、李干卿分别任工委书记和办事处主任。
《大众日报》有关泰山专署、参议会议成立的报道
在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实践中，我党逐渐意识到建立抗日民主政府的重要性。于是泰山区部分区、乡、村相继建立了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如莱芜六区在1938年即建立了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区政权（区长张寿民）。但总的来说，我党起初对建立政权在创建根据地中的巨大作用是认识不足的。后根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及山东分局关于建立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新政权的指示，利用日军大“扫荡”后国民党旧政权瓦解的有利形势，泰山区党组织破除片面、陈腐的观念，树立独立自主意识，大力开展了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建设。1939年5月，中共山东分局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做出了《关于山东工作方针原则的决定》，提出加强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加紧建立专署、县区抗日民主政权，积极扩大山东纵队与地方武装，巩固发展地方党组织。这时，泰山区在特委和四支队的共同努力下，已在各地开辟了多块由我党控制的抗战区域，政权建设已取得较快的进展，在一部分区、乡已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1939年3月，在莱芜以东地区建立了博（山）莱（芜）蒙（阴）三县边区联防办事处，张敬焘兼联办主任。分局《决定》下达后，特委又进一步加快了根据地政权建设的步伐。1939年5月下旬，在四支队的直接帮助下，泰（安）莱（芜）历（城）章（丘）四县联合办事处（相当于专区级政权机构）成立，谭克平（原四支队政治部民运科长）任主任。1939年8月18日，四县联合办事处在莱芜雪野区朱家庄召开各界代表会议，与会代表170余人，民主选举谭克平为莱芜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成立了泰山区第一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同月，泰安县（东部）行政办事处（相当于县级政权）亦在长山前宣告成立，程鹏任主任。1939年9月1日，泰（安）莱（芜）历（城）章（丘）淄（川）博（山）新（泰）七县各界代表会议在雪野召开，选举成立了七县联合办事处（相当于专署），赵笃生任办事处主任，亓象岑任秘书主任。七县妇女联合会、七县各界救国联合会等，相继在莱芜成立。莱芜人民在财力、物力等方面有力支援了泰山区党政军机关，支持了周围各县的抗日斗争。泰莱历章四县联合办事处和博莱蒙三县边区联防办事处同时撤销。自此，泰山区政权建设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我党领导的各级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顺应了民心，鼓舞了民众，进一步促进了根据地各项建设工作的开展。
1940年3月31日，泰山区七县联合办事处在莱芜常庄区响水湾村召开代表大会，成立泰山区行政专员公署，赵笃生任专员。专署时辖泰安（县长程鹏）、新泰（县长张种玉）、莱芜（县长谭克平）、淄川（县长赵一川）、章丘（县长吴建章）、博山（县长张敬焘）等县政府，从政权上取得了对国民党顽固派的优势。泰山专署是山东抗日根据地鲁中地区建立的第一个专署。专署的建立，对于泰山区根据地推行新民主主义政治、建党、建政、建军和发动组织建设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标志着泰山区抗日根据地正式建成。
至此，泰山区地委、泰山区行政专员公署先后在莱芜境内成立。莱芜成为名副其实的泰山区抗日根据地的中心。莱芜县地处山东腹地，在战略上，以莱芜为中心的泰山区抗日根据地和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是唇齿相依的关系，泰山区抗日根据地是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的前哨，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则是泰山区抗日根据地的大后方，两者相互照应，互相依存，是山东乃至全国抗战的两面旗帜。作为处于泰山区抗日根据地中心地位的莱芜县，为泰山区、沂蒙山区两个根据地开辟、巩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四、三县分治
1938年底，日军第二次侵占莱芜城后，陆续在全县各重要集镇和交通要道安设据点。至1941年春，泰莱公路莱芜段，先后增设了马家庙、鲁西、嘶马河等据点；章莱公路沿线莱芜段，先后增设了娘娘庙、上游、雪野、口镇等据点。日军还在泰莱公路北侧挖了50多华里长的封锁沟，在博莱、章莱公路沿线修了遮断墙。另外，日军在西北山区的大王庄以及寨里、水北、汶河以南的牛泉等大村镇也都安设了据点。我根据地被这些据点分割成若干“豆腐块”，基本上形成了被包围、封锁的局面。
日军每占领一个村庄、安设一处据点，即推行伪化政策，建立伪政权，向群众要粮要款。日军针对不同的对象，采取了不同的打击方式：对我重要干部，大张旗鼓地进行悬赏缉捕；对我一般干部，除进行政治劝降外，还以封官晋职为诱饵予以分化瓦解；对广大群众，则进行威逼恐吓，使其不敢与共产党接近；对地方士绅、社会名流，进行多方拉拢；对国民党军队，则采取软硬兼施的诱降政策。因而在这段时间里，一部分经不起考验的党员和干部出现妥协，有的甚至投降敌人，有些群众的抗日信心开始动摇。一些在初期表现出一定抗战积极性的地主、富农和开明士绅，也都躲藏起来，拒绝与共产党接触，有的竟助纣为虐直接成了敌人的帮凶。驻扎在莱芜的国民党部队和各地会道门，也都先后投降了日军。莱芜的抗日斗争进入了严重困难时期。
就在我抗日军民陷入困境时，日军却在不断强化其法西斯统治。自1941年春开始，日军为巩固其在华北的殖民统治，将过去推行的“治安肃正”政策，演变为“治安强化运动”，先后共推行了5次。莱芜和华北其他地区一样，被划分为三种区域：治安区，即敌占区；准治安区，即游击区；非治安区，即抗日根据地。对这三种地区，日军采取了不同的策略。
对占领区，日军以“清乡”为主，推行保甲制度，清查户口，扩充伪军，高压控制广大群众，力图巩固其殖民统治。在经济上，敌占区人民除按地亩缴纳税款外，日军、汉奸队和伪公务人员还随时随地开条子，要粮要款。百姓稍有怠慢，就遭到毒打，有的被活活打死。人们承受着沉重的经济负担，在水深火热中艰难地挣扎着。在政治上，日军通过建立乡村伪政权，疯狂推行保甲制度和一家出事、株连多家的“连坐法”。日军还颁发“良民证”，限制群众的自由行动，致使老百姓在村里不敢并肩行走，不敢私下谈话，街坊邻居不敢往来，亲戚朋友断绝了交往。整个敌占区完全陷入了黑暗恐怖的世界。
对游击区，日军以“蚕食”为主，在广设据点以后，即以军事开路，从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进行摧残。日军集中部分优势兵力，在宪兵队、警察所的配合下，由叛徒、特务、剿共班、汉奸队带领，到各村进行反复“清剿”。他们软硬兼施，先以武力为主烧杀镇压，继之以胁迫欺骗利诱，逮捕共产党员和抗日干部，建立伪区政权和部分伪行政村政权，实行“保甲连坐”，广织情报网，宣传“中日亲善”“大东亚共荣圈”，进行奴化教育。这一时期，我县、区两级党组织以及干部之间联系出现极度困难，县科长以上干部投敌和妥协的达11人，整个泰莱边地区曾一度伪化。
对根据地，日军进行了大规模的反复“扫荡”。日军在各地一边安设据点，一边采取连环合围、分进合击、远距离奔袭等战术，频繁地对我根据地进行“扫荡”。从1940年春到1942年10月，日军对莱芜抗日根据地大大小小的“扫荡”不下300次。我抗日根据地在日伪军的一次次“扫荡”中，虽然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但由于敌强我弱，双方力量悬殊，根据地仍然遭受到严重损失，抗战军民举步维艰。
日军的“治安强化运动”，残酷地镇压敌占区、游击区、根据地的抗日活动，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战积极性受到影响，莱芜的抗日斗争暂时陷入了低潮。
鉴于日军在泰莱、博莱、章莱公路沿线安设据点，加紧了对根据地的分割封锁，为便于组织领导、机动灵活地继续开展对敌斗争，泰山地委遵照《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关于全省行政区域划分的决定》的指示精神，于1941年5月将莱芜县依据地理条件划为三个县：泰莱公路以北，章莱公路以西，以西北山区为依托，划为莱芜县（俗称莱北县）；汶河以南，以莲花山为依托划为莱南县（亦称莱南行署）；章莱公路以东，以常（庄）文（字现）为中心，划为莱东县（亦称莱东行署）。同年8月，撤乡、撤大区建小区，三县共建立30个小区（亦称分区）。原三义乡、凤山乡、茶业区由章丘回归莱芜。
刘夏峰
莱北县：县委书记刘夏峰，组织部长陈克，宣传部长董林汉，敌工部长周次温，民运部长魏鸿三，县长谭克平。辖：水北、寨里、王庄、方下、香山、华山、山口、雪野、陈村、抬头、茶业11个分区。随着形势变化，辖区亦有所调整：1942年3月，镇里区由莱东县划入。10月，撤销王庄、陈村两区设羊里区。下半年，抬头、茶业两区划归淄川县。1943年7月，设张里区。1944年夏，鲁西区由新甫县划入。1945年7月，矿山区由莱东县划入。莱北县独立营随莱北县委同时成立，由谭克平兼营长、刘夏峰兼教导员，曲凯庆、周美光分别任副营长、副教导员。1943年初改称县大队，由刘舜卿、高启云分别兼任大队长、政委。1945年8月大队编入野战部队。
莱北县各群众团体组织在党政军机构组建的同时，亦相继建立健全。青救会、妇救会于1941年5月成立，分别由边春光、李树梅任会长。6月，县参议会成立，孙启明、郭子郁分别任正、副参议长。7月，各救会、农救会成立，魏鸿三、谢润生分别任会长。
莱东县：县委书记刘舜卿兼行署主任，组织部长毛梓材，宣传部长卓宇明，民运部长谢竹林。辖：镇里、石马、常庄、苗山、杓山、铁车、辛庄、白龙、孝义、鹏山、矿山、黄花、棋山13个分区。1941年10月，矿山区委撤销。11月，黄花区并入棋山区划归新甫县。1942年4月，鲁中区党委决定莱东与博山部分地区合并，组成中共博莱县委，陈克任县委书记兼组织部长，卓宇明任宣传部长，谢林任民运部长，毛梓材任敌工部长（是年底设）。同时，莱东行署与博山县政府合署办公。8月，正式建立博莱县抗日民主政府，泰山专署副专员徐化鲁兼任县长，并组成13人的“三三制”政务委员会。
莱东县参议会亦与莱东县委同时成立，张华岑任参议长，亓霖甫、刘硕人任副参议长。党政机构组建后，各群众团体组织于1941年7月相继建立健全，谢竹林任各救会会长，任绪亭任青救会会长，刘林任妇救会会长，阎兴民任农救会会长。
新甫县委旧址 在新甫县委办公旧址修建的展览室
莱南县：县委书记王醒兼行署主任，副书记曹春耕，组织部长刘木易，宣传部长张旭光，民运部长周笠农，敌工部（1943年初设）部长周笠农。辖：鲁西、圣井、野店、汶南、青泥、南冶和新泰西部的果都、羊流、翟镇9个分区。1941年9月，鉴于敌人控制泰莱平原、封锁泰莱公路，我南北联系不便之势，山东分局决定建立鲁中三地委（泰南地委），加强泰山区南部斗争的领导。莱南与新泰西部合并改称新甫县，划归三地委。同时，新甫县参议会在棋山观村成立，亓聘如任参议长，毕月覃、刘木易任副参议长。同时选举产生了抗日民主政府，由王醒兼任县长。1943年10月，南冶、青泥两区合为颜庄区。1944年7月，圣井、汶南、颜庄3个区划归新泰县（1945年10月回归）。
莱南县大队亦与莱南县委同时成立，由高盘石任大队长，王醒兼政委，尹子信、李翰英先后任副政委。1941年9月，莱南县大队改称新甫县大队；1944年7月，与新西独立营合编为新泰县独立营。莱南县党政军机构组建后，各群众团体组织亦相继建立健全。周笠农任各救会会长，邱建祥任青救会会长，孙维彬任妇救会会长，贾绪迁任农救会会长。
三县分治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日军在莱芜县安设据点、修筑碉堡、扶植伪政权、组织汉奸武装，目的是封锁、包围我抗日根据地以实施其新的对华政策。在我军民的抗日活动遭到严重阻挠之时，上级及时做出了莱芜分县而治的决定，并很快付诸实施。事实证明，分县而治是十分正确及时的应急措施：
从地理位置上看，三县分治后莱芜城处于三县包围之中。这一形势对开展目标统一指向莱芜城的对敌斗争，非常有利；从党群关系上看，三县分治后党组织与群众的接触面更大了，强化了党员在群众中的主心骨作用，稳定了群众的斗争情绪。
从此后的斗争实践中看，三县分治后，莱芜的抗战形势进一步恶化，三县委领导广大抗战军民取得了一系列斗争的胜利。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粉碎日军大大小小的“扫荡”达150多次，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挫败了敌人的阴谋，并成功地领导三县人民开展了借粮斗争、精兵简政、大生产运动、锄奸反特、整风学习、拥军爱民等各项工作，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广大人民群众抗战的坚强核心，是中华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1945年10月，根据抗战胜利后的形势，鲁中区党委对莱芜三县分治进行调整，莱北、莱东、新甫三县合并，恢复莱芜县原行政区域建制，三县分治完成了它的重要使命，退出了历史舞台。
——本文摘自莱芜区政协编印的《莱芜印象》丛书